深扒：美国顶级富豪们的慈善基金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2015年12月1日，扎克伯格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为了庆祝女儿的出生，他和妻子普利西拉承诺将他们夫妻持有的Facebook股票中的99%（约450亿美元）捐献给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推进平等事业。
（扎克伯格和妻子普利西拉）
这种举动，得到的除了赞美声之外，还有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比如ProPublica网站的记者就撰文，批评这对夫妇创建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有限责任公司来打理他们的捐款的行为，认为这样既可以帮他们避税，又因为其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可以不用像传统基金会那样披露他们的具体活动。《大西洋月刊》则称其为“不慈善的慈善”。
对于超级富豪慈善事业的质疑声一直都存在。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约翰·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被美国总检察长谴责为“使巨额财富传承下去的无限期计划，完全不符合公众利益”。
（洛克菲勒基金会）
大多数人对慈善行业的所知不多，通常会简单地把慈善理解为“金主”出钱解决一些社会难题，或片面地认为是为了避税。但实际真实的慈善的世界远比这个复杂。甚至很多初次接触这个行业的富豪，会被其复杂性所震撼。而因为对慈善行业的了解不足，而导致大额捐款打水漂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经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亿万富豪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的想法转变过程，就非常典型。他热衷研究数据，并在刚接触慈善行业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最终发现，这个领域比他预想的复杂得多。他说：“我们原本希望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比如找到五个最好的社会项目，然后我们出钱，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但当他真的开始对每个项目深入研究后，却发现确定哪个项目最有效、最好，是非常不易的。越是深入研究，就越难做决定。
（John Arnold）
在美国，慈善行业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中心，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的议程。慈善事业的崛起，不仅是发生在非营利部门的事，它同时也在其他地方造成着影响，令这些慈善款项背后的私人力量变得更强。
本文将以几个比较有代表性、较为读者熟知的美国超级富豪为例，以点带面地详细讲解这些富豪们的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力的方式，相信看完，大家会对这些富豪创立慈善基金会的真正目的，是不是真的是如他们所言的“提升人类潜能和推进平等事业”，有自己的判断。
以比尔·盖茨为例。他的盖茨基金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他，让他的钱发挥最大的影响力。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建立基金会的初心之一，是因为1993年夫妻俩去非洲旅游时，对当地医疗条件的粗陋而震撼，因此决定资助医疗行业，并对这方面的慈善事务进行了研究，结果令他惊讶。他说，他一直以为很多初级的问题早就被解决了，但真正进入这行后，才发现仍有很多巨大而显见的问题等待解决。
（盖茨基金会，全名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1994年盖茨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到了2000年，该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在慈善行业是巨人一般的存在，有一千多名员工，至今其规模已达到1200亿美元（包含盖茨夫妇的其他私人捐赠），如果加上巴菲特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款项，则会达到惊人的1500亿美元。
（盖茨和妻子梅琳达）
早在2009年3月，盖茨和好友巴菲特向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大卫·洛克菲勒（时年94岁）发出联名信，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慈善事业。后来又经过多次邀请和晚宴会，最终在那年年底，一批美国顶级富豪决定参加盖茨和巴菲特举办的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活动叫“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活动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仅是富豪们对愿意在死前捐出至少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的承诺。而这个活动的门槛也非常高，只接受超级富豪参加。截至目前，已有约150名富豪加入，被《财富》杂志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资金筹集活动。
但盖茨和巴菲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并不只是让这些富豪拿钱，而是帮助这些“金主”们更有效率地进行捐赠。以下几个问题，是捐赠前必须落实的：捐赠对象是谁？捐赠的方式和效果如何衡量？捐赠事业，和这些富豪自己余生的规划，要如何结合？最后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但却是最重要的。
确保这些来自富豪的款项得到部署，并产生该有的影响，是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体量的钱，也随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学者Kristin Goss的一项分析发现，美国排名前200家的慈善机构里，有近半数都对制定公共政策表示了兴趣。
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相关机构对教育、科学、基建、环境等等领域的预算逐年下滑，公共部门正面临财政问题。而公共资源和活力的萎缩，会给私人慈善家带来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在教育、科学、环保、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资助。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如果一个美国政.客，对改善某个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他可能会试着通过说服一个亿万富翁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游说选民。富豪将在这类问题上越来越占据主导权，相对地，就降低了普通美国民众的话语权。
学者Martin Gilens将不同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与华盛顿特区的实际政策结果进行了对比，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政策偏好，对相关机构是否采取某项政策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2008年Larry Bartels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收入排名后三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对政策制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富豪自信自己的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意见是否重要。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这种集体意识的侧面体现。
当然，一味地把这些富豪捐赠人视为无情的杨白劳也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富豪的捐赠动机里，也有社会责任心、父母的影响等温情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认，一个普通人需要通过一场大变革才能实现的目标，一个富豪可能自己就能完成了。
因此尽管盖茨自谦自己和其他慈善家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但仍有人批评说，这种说法是烟幕弹，目的是掩盖战略性的私人资金在公共系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实。
2010年，美国全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和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公布了“共同核心（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最终定稿，标志着由美国各州制定全国统一课程标准时代的结束，除阿拉斯加和德州外的其他48个州将采用并实施统一标准。这项工作得到多个基金会的支持，但这项倡议获得采纳，主要取决于盖茨基金会。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盖茨夫妇决定了美国数千万公立学校的儿童将学到什么、如何学。
（盖茨因“共同核心”项目引争议）
盖茨本人自然也为此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基金会的工作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选项，而不是直接告诉政策制定者怎么做。
盖茨是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因为经验不足、当了炮灰的富豪。本文开头提到的扎克伯格就是个例子。2010年起，他出资改.革纽瓦克公立学校，试图扭转其全美垫底的成绩和糟糕的教学情况。四年过去了，扎克伯格的一亿美金捐款全都被花光，但这个学校的成绩依然毫无起色。
扎克伯格不是这个项目里唯一的出资人，但因为出钱最多、最有名，挨了最多骂，批评者认为这是自上而下、自大傲慢的教育慈善的又一个反面教材。除他之外，第二大捐赠者、对冲基金经理比尔·艾克曼（Bill Ackman）也捐赠了2500万美元。艾克曼认为非营利组织是一门生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并且他和很多商界领袖一样，对公共管理机构不抱希望，认为它们低效、领导力低。但他并不认为慈善机构并非可以取代公共管理机构，而只是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朝正确的方向进行推动。
（Bill Ackman）
富豪利用慈善事业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在美国古来有之，但近年来愈演愈烈，且手段更加复杂。201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赤字，成立了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虽然该小组由两名公职人员主持，但其中一些高级职员的薪水，是由非官方慈善机构支付的，比如Ed Lorenzen，就是背靠黑石集团创始人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的彼得森基金会。在这个委员会结束其工作任务后发起的“债务修复运动”，也是主要由彼得森基金会出钱资助的。
（Peter Peterson）
美国顶级智囊团近年来纷纷涌入各类亿万富豪，最近最受富豪欢迎的智囊团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保守派政策组织，距今已有75年历史。这类智囊团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部分构想，是在智囊团“新美国世纪计划”（New American Century）制定的。“美国进步中心”（CAP）也是比较有名的此类机构。而慈善事业在这一结构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为亿万富豪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这个方式为这些智囊团提供资金，另外这种捐款途径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用来免税。
正是因为做慈善可以带来免税这个巨大的好处，因此很多慈善家都低调行事。像盖茨这样的富豪，为避免公众的争议，宣布他的盖茨基金会会在盖茨夫妇都过世后的二十年内停止运营。但实际上这个时间足以让他的三个孩子掌握大量的捐款资源了。
除了盖茨这种方式外，更常见的方式是，慈善家们会通过基金会结构的设计，让自己的家族一代代掌控基金会。巴菲特的巴菲特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都是其中的典型。约翰·安德鲁斯（John Andrus）创立的Surdna基金会，靠着这种方式，已经运营了一百多年，基金会的董事会仍由创始人的后代控制。
很多超级富豪的野心也没有局限在美国本土，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便是一例。早在1996年，《纽约时报》就很直白地写道：“尽管其他基金会和慈善家更乐于帮助穷人和病人，但索罗斯却毫不掩饰地想影响行政议程”，并称其为“重新定义慈善事业”的人。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最大关注点总是在海外，一直支持世界各地各类与公共管理机构持异见的社会群体及活动（此处不方便详细写太多），让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向了青年活动家、律师、纪录片制作者等等，范围涉及几乎所有大洲。而索罗斯的基金采用的是永久持有的模式，会一直运营下去。
（George Soros）
超级富豪基金会的能力范围如此巨大，且还能得到免税的巨大利好，和美国国税局（IRS）对慈善活动的宽泛定义有关。捐助一个工人团体，推进关闭工厂的进程，捐助一个政策团体，得到的税收减免可能都是一样的。
这导致很多美国人已经在争论过会是否应该限制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因为很多慈善事业并没有给社会带来足够的价值。基金会的世界就像一个黑匣子，里面装满了越来越多的富有免税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反倒增加了公共管理机构的成本。
于是为了改善这个局面，2014年一个名叫“共享洞察力”（Fund For Shared Insight）的基金成立了，而这个基金的成立目的，是帮助各个基金会更好地听取来自非营利组织的意见。
如今，许多新步入这个行业的慈善家都不愿建立大型基金会，一方面是害怕慈善会本身耗费的大量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也担心基金会自身会变成一个臃肿的机构。
于是乎，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新贵们，为了破局，也加入了这个“慈善战场”。其中最典型的是投资人肖恩·帕克（Sean Parker），他和Ron Conway在2015年启动了一个名为“经济创新集团”（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组织，并多次在《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文，反对传统的捐赠方式，并主张以黑客精神进行捐赠，迅速部署、下大赌注、抵制制度化，并直言布隆伯格、索罗斯等人的慈善是通过慈善影响公共政策，进而扩大影响力，是一种政.治宣传。
（Sean Parker）
这些激进的言论招来了很多慈善机构的抵制，但肖恩·帕克的看法其实代表了相当多科技界、乃至更广范围内财富新贵们的想法。
但与此同时，这些新贵们带来的“没耐心”的资金，其实也会带来相当可怕的后果。他们通常因为过于自信，而对待解决问题的复杂性知之甚少。一个人能通过软件赚大钱，不代表他同样明白基础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种巨大的资金注入，配上不负责任的行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出现了GiveWell这样的团体。这个机构四处寻找做得很好的慈善项目，并对其进行严格分析，并推荐给合适的慈善捐赠人；也出现了GiveDirectly这样的团体，可以去掉“中间商”，直接将捐赠者的钱，提供到需要钱的贫困家庭。
多样性和分散性本身就是慈善事业的一大特点，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捐赠者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案。在这场“大混战”中，谁对谁错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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