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企业家精神”，我们想到了俞敏洪。作为中国中坚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从1993年创办新东方学校，到2006年带领新东方在美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上市的培训教育企业。25年间，俞敏洪在不断突破自我、应对科技带给传统教育方式的变革和挑战。正是因为有创新精神和无畏之心，新东方才能由最初只有几十名教师的培训学校发展到今天有4万名教师，提供全科教学内容的教育培训企业。

同时，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还看到一种家国情怀。把自己写书的50余万稿费捐给感恩公益基金，用于乡村小学“一校一梦想”建设；与民盟中央合作开展“烛光行动之新东方教师社会责任行”、先后捐资1亿元支持团中央“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公益行动；与行业伙伴“好未来”联手捐献1亿元成立情系远山公益基金，计划把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输送到中国农村和边远地区，让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

听俞敏洪讲他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和他作为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的“老友记”故事，对于“企业家精神”，我们顿然有了生动的案例脚本。

这种精神，对于今天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领域如何啃硬骨头、涉险滩，都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40年

是给中国企业家加分的40年

记者：您曾说过，在中国人群当中，您最佩服的是企业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为什么让您佩服？企业家精神在您心中的概念是什么？有哪些关键词？

俞敏洪：中国改革开放走过40年，可以说没有中国企业家、商人这个群体，就没有现在的经济繁荣。所以尽管中国老百姓有的时候对于贫富悬殊有一些抱怨，但是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除了官商勾结应该被打击以外，我认为大量的企业商人富有富的理由。因为他们更加勤奋、更加努力、也更加能抓住商机。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企业家不光是一群更勤奋的人，还是一群很聪明的人，因为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商机。此外，企业家也是中国国民群体跟现代科技结合最密切的一批人，因为任何科技的发展，都会被企业家借用过去，并且运用到商业模式和商业发展中去。我倒一直不认为我自己是个企业家，但是我一直认为企业家确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我一直认为，没有企业家的中国，将是一个乏味和贫穷的中国；没有不同个性的企业家的中国，将是商场上一潭死水的中国；没有不同商业模式和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将没有今天热火朝天的中国活力。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企业家之间的冲突和合作，是中国社会活力和繁荣的重要源泉，是一把把火种，让中国社会不断燃烧和沸腾。

记者：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大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包括其中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出现和发力，让中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创造，让中国进入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大国行列。

俞敏洪：对，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过像改革开放这40年，出现过那么多做生意的人。我们先看中国历史上，几个商业兴盛的时期。首先是宋朝，宋朝时商人可以全国跑，做生意，商业自由度已经很大了。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惯有的重农抑商的气氛，所以在宋朝时，尽管做生意的人很多，但多是些小生意人，没有几个大商人。

再看中国商业的另一个热潮期———民国时期，这个时期做生意实际上是以官僚资本为主的，不管是盛宣怀，还是后来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当然这一时期，也有民间大商人，比如荣德生、荣宗敬、张謇等。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全国人民做生意的氛围。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这4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商，而且把商人的地位提得很高。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这40年是中国社会不断对企业家进行加分，在文化上进行认可，并且把企业家逐渐当做英雄来看的时代。我觉得这是特别了不起的文化变迁，比历朝历代都伟大。

记者：所以，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会让您感到兴奋或叫欣慰。

俞敏洪：对。这应该是建国以来，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企业家精神”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吧。实际上，现在整个社会大环境已经形成了从民间到政府，对于企业发展的尊重，现在很少有人去贬低商人、去贬低企业家了，甚至给企业家唱赞歌的有很多，而且中国老百姓也逐步接受了这些企业家很努力，所以他们比我们更有钱，带着我们发展，其实也挺好。

记者：在刚才的谈话内容里，能隐约感到，“生意人”和“企业家”，在您心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俞敏洪：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什么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大地上大多数被称做“企业家”的这部分人，用英文来说，都是businessman就是“做生意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对企业家赋予的内涵来界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部分“做生意的人”，依然是商人，而不是“企业家”。现代经济学概念范畴的“企业家”对应的单词应该是entrepreneurship，是有创新精神的、有开拓精神的，能把产品从零做到大的，不断突破自己的这样一种企业人士。只有符合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能归到企业家这一类的。

没人做过，所以我要做，这是企业家群体的伟大之处

记者：所以，创新精神、颠覆开拓能力，是您最看重的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词之一。

俞敏洪：对。这是企业家精神也好，企业家能力也罢，很重要的一点。只有具有创新突破能力，才能建立新的商业模式，敏锐地把新技术和高科技与商业对接结合，然后不断进行突破创新，对于产品不断变革，甚至革命、颠覆，从而为社会人群、用户、客户带来令人惊喜的体验产品，就如乔布斯创造了苹果公司。

当下中国，我们欣喜地看到，像马化腾领军的腾讯开发了微信这样受到了全世界人民欢迎的产品、像马云领军的阿里巴巴开创了一种互联网电商模式、雷军领军的小米公司开发了让老百姓用得起又很好用的智能手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种创新精神和突破精神。

判断一个人算不算“企业家”，我还看重一个指标，就是他是否有理想、有情怀。把“企业家”作为人生追求的这批人，会对自己的人格有很高的要求，那种为了赚钱而去玷污人格或者毁坏他人名声的事情，他们是坚决不会去做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太大的期许，他们明确知道做哪些事情，会伤害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看到中国有名的企业家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不管老一代的张瑞敏、鲁冠球、柳传志，到中间这一代的我们这批人，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实际上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

记者：使命感、担当感、责任感，是有关“企业家精神”，您给出的第二组关键词。

俞敏洪：一个人只有有理想、有情怀，才能对自己有一个较高的定位和期许。这种情怀和期许，不仅单纯的是能赚到多少钱，而是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希望自己在人群中间展示出来的时候，是值得别人去学习的榜样。

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身上，这一点我们看得更明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忧国忧民，希望用一己的行动力，去承担一份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他们对于国家政策、整个国家价值体系的认定，包括参与各种扶贫、社会公益活动等，觉得都是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从这点来看，他们是一群有家国情怀的人，总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得更好，人民能过得更好，社会更加公平，社会各方面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更加到位。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企业家精神中，创新精神是您最看重的关键词之一。但对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好，管理行事方式也罢，走出“舒适区”挺难的。您如何做到这一点？有没有经历痛苦的抉择？

俞敏洪：这是必然的。比如徐小平、王强是我创业早期的两位合伙人，他们都有留学背景，了解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的一些东西。当我邀请他们回国，和我一起做新东方时，他们总是和我说，老俞，新东方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他们特别想把在西方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企业管理方法、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移植到新东方的管理中来。接受他们想法的过程，让我改变，其实挺痛苦的。毕竟新东方最初按照我的想法，做起来了，他们回来时，新东方正是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但正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导致我从一个带有农民色彩的创业者，变成了愿意跟国际思想接轨的人。尽管接轨本身非常痛苦，因为某种意义上是被外力推动的改变。

又比如新东方上市。我曾经说过，我其实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书生，就是喜欢没事喝杯茶，读读书、旅旅游，高兴起来请朋友喝酒唱歌，再如果有点时间到草原上骑马。但是后来我又一想，如果人生中有一次机会让你去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并且这样的事情可能会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改变，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做？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记者：您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会定期晒出书单和读书笔记。从书单中，我发现您是一位蛮有“好奇心”的阅读者。书籍涉猎的领域特别宽泛。好奇心，对于企业家，是否也是一项重要的群体气质？通过阅读，是您寻求这种驱动力的方式吗？

俞敏洪：好奇心是一种内在的渴望，是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追逐和了解。比如像我这样一个看似完全跟科技没有任何缘分的人，本来应该跑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读文学或历史学。但现在我到美国，一定是去洛杉矶、旧金山，去硅谷、斯坦福这样的地方，去寻找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各种创业项目。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奇心，你会被这个时代落下。

谈到阅读，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群体是中国人群中最有好奇心的一帮人。好奇心体现在了大家任何新的书都愿意去读，不管是刘慈欣的《三体》，还是某种新的商业模式的探索。

我觉得保留好奇心能够使你面向未来的世界，愿意做出改变，并且去寻求这个世界的奥秘，在这个奥秘中占有你的一席之地，这对于企业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记者：我观察企业家群体，发现这个群体身上的“勇者气”，是有显著群体标签的。就如最早提出“创新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企业家是一群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或是以别人没用过的方式做事的组合的这样一群人。

俞敏洪：习惯四平八稳做事的人，做不了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群体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于试错、敢于实验、不怕犯错误，允许自己丢失某种领地，然后再去争取新的领地。做企业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困难，也就要求企业家必须具有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等MBA课程班，开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学员去戈壁滩徒步十天。只有一个人内心产生无畏心理，才会让他敢于走向未来，突破局限。打破别人所不敢打破的规矩。

作为企业家，你不能等待所有人把事情给你做好以后，你再说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做。正因为没人做过，所以才要你做，你才显得真正的无畏和伟大。

记者：2017年4月《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又有两家新的企业进入，其中一家是腾讯，有一种观点，中国民营企业所贡献的智慧和方案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正在从改变中国走向改变世界。这种改变不是因为规模，也不是因为市值，而是为全世界创造全新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与全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一致。

俞敏洪：创新能力，对于企业家来说，不是故意为之，是商业的本性使然。因为作为企业家，你要想把企业做下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确保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能够始终站在行业的前面，不落后于他人，甚至必须要引领这个时代。

你说到“中国企业家走向改变世界”，也是这个逻辑。作为企业家，一定是站在世界的视野和平台上去考虑问题，因为如果你只放眼国内，比如说如果李彦宏的人工智能研究仅限于国内的人工智能研究，那怎么能跟世界接轨呢？而且谁都知道，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结果是，谁能引领一项技术，他就是跨越国界的。腾讯微信除了中国人在用，国外的用户至少也有5千万到1个亿了。我碰到过很多外国人，都在用微信。

谈到企业家创新力，我觉得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确保创新，因为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就是组织结构不断创新改造的过程。为什么有的大公司做着做着，最后就做没了呢？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是企业的老总（创始人）在创新意识方面、在推动公司的变革方面，前瞻性能力不够。第二，公司的组织结构没法保障公司要推进的变革。因为即使一个企业家有意愿变革，但组织结构本身没法保障这种变革的时候，最终还是会落后于行业。

所以，这样说来，企业家不仅自己要有创新精神，而且要有一种能力和意识，在企业中间，始终要弘扬一种变革创新的文化。一个社会抑或企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企业家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点。

真正的“企业家”，是有家国情怀的一帮人

记者：去年11月末，新东方前后两天内，捐出了1亿元，用于教育公益事业。一项是和团中央合作做的支持中国贫困大学生的“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公益项目，一项是与好未来公司联合发起的“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两家教育培训业巨擘共同探索教育公益新模式，用科技推动中国教育均衡发展。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注重作为企业家社会服务这份担当的？

俞敏洪：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多完善，都不可能是政府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是要企业家或者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来做的。我们企业家联合起来，拿点钱出来，对环境作点贡献、对医疗或教育做点贡献，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是很愿意去做、觉得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记者：所以，您提出同行业企业间在“友好竞争，精诚合作”时，首先想到可以从公益来做，与其各家用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教育均衡发展，不如整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做事。

俞敏洪：是的。近两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新东方和好未来都着眼于“用科技推动教育均衡”，如2016年新东方启动“百县百校计划”，通过双师课堂等互联网手段，为中国100个贫困县的100所中学输入教学内容和师资培训等优质教育资源。我想，我们两家企业既然在推进中国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有共识，都想到把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输送到中国农村和边远地区，让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那么不如发挥各自的优势联手发挥1+1大于2的力量，共同为推进中国教育均衡和公平发展做事，我想我们两家联手迈出这一步，对整个行业的推动作用都将是巨大的。

记者：您做委员到今年，是第三届了。我注意到从2008年您做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年开始，提交的提案都是聚焦有关如何让农村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成长环境和安全等问题的。是因为所从事的行业，让您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和农村教育有一份格外的情怀？

俞敏洪：党的十九大报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保证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落下地过上美好生活，我认为背后最重要的是教育。比起30年前中国教育的整体落后，现在中国教育发展了，但不均衡现象更严重了。中国教育未来要解决的比较重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优质教育资源，而是教育资源应当怎样惠及每一个拥有教育权利的人。

我觉得不管是身为企业家也好，还是身为政协委员也好，家国情怀，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让国家变得更美好，都是我从心里的愿望，希望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