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在方舱自拍留下的纪念
在方舱医院里，一北站在自己的床上拍下内景。
志愿者给出院病人的床位消毒。
志愿者在商量工作。
医生带领患者做操，锻炼身体。
在开发区的医院里，走廊尽头也住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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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一北(武汉一公司设计师)
我们一家四口人，三口中招，弟弟幸免于难。
爸爸核酸查到第八次才显示阳性，奇怪的是，情况最严重的妈妈却一直是阴性。
父母和我，经历了求医、隔离、入院、再隔离，40多天里，我感觉像一辈子这么长。
幸运的是，我们都活了下来。不幸的是，我的那些“舱友”，他们的家人有的就没能扛过来，而且不止一个。
昨天(10日)14个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了，包括我曾住了16天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那个被我妥善收藏、快烂掉的住院手环，注定成了这场灾难中的一粒尘埃。
方舱时刻
我跟1000人住一个大“宿舍”
3月3日是我从方舱出院去康复隔离点的日子。接我的是一辆出租车，快一个月了，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感觉真好。但在路上看到最多的还是救护车。
来到了康复隔离点，终于可以洗澡了，拖地、擦桌子、收拾行李，并在第一时间把我的零食角布置好。
康复隔离点的护士每天发两袋中药，居然是甜的，我不用再大量吃药了。在这里呆满14天，我就能回家了。前题是，我的核酸检测全是阴性。
回想2月16日，从开发区转院来这里时，人生第一次坐上了120。到了才发现是武汉体育中心，1月份我才在这里看过演出，结果没多久就住进来了，感觉特别魔幻。
住进来后，最担心的就是相互传染。1000多人在一个大“宿舍”，同吃同住，想想都可怕。
睡在我右边的老奶奶，说话有外地口音，和我同时进来。她填的身份证号少了一位数，护士过来核实，老奶奶记不住也没带身份证。刚好她的老人机响了，是女儿打来的，问老奶奶在哪里，她答不上来。于是把手机给了护士，护士趁机询问了老奶奶完整的身份证号。
第二天，我在医院规定的范围晒太阳，老奶奶也在。看到她背后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她的名字和少了一位数的身份证号。
跟我同处B区的一位77岁老爷爷，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不记得家人和自己是谁。他是被社区发现送进来的。
后来才知道，老人的儿子是重症患者，在火神山医院治疗。而老伴也被送到了附近的另一个方舱医院。
为了调节大“宿舍”里的气氛，医院会举行一些娱乐活动，比如唱唱歌、跳跳健康舞，大家都踊跃参与，玩得很嗨。
大“宿舍”分为6个区，刚开始吃饭的时候有些混乱，后来舱友自发组成“分餐小分队”，一床一床进行分发，秩序就好多了。
慢慢有人出院，有空床位出现了。这时，志愿者会将所有物品消毒，然后销毁处理。
方舱里有两个特殊时刻，一个是泡脚，另一个是洗头。这里没地方洗澡，泡脚除了养生还能让人心情变好。比如一位老大爷总爱在白天泡脚，一边泡一边看相声一边笑。
而另外三位阿婆是洗头互助小组的。叫“小甜甜”的阿婆洗头时会说：“好爽，感觉身体喝了汤一样。”一旁帮忙的两位阿婆就笑成一团。
我从事平面设计工作，是“90”后。除了户外运动，摄影也是一个爱好。没有相机，我就用手机拍下“舱友”的日常。
我拍了很多很多照片，没有考虑到构图、光线，就是随手记录。回家后我会放进硬盘里，保存起来。
同时，我写下方舱日记，用文字真实记录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中招 最先开始的是我妈
这次，我们家三人都感染了，最先开始的是我妈。1月27日晚上，她开始发烧，37.8°c。
封城后，我们家附近的店铺都关了，包括药店。所以只能给妈妈做了物理降温。
当时以为她是普通感冒发烧，就没往新冠肺炎上面去想。因为网上描述的患者症状是：持续性发烧，而且是高烧。
深夜12点左右，我妈体温恢复正常，全家都松了一口气，然后都去睡了。
1月28日晚上，我妈又开始发烧。慌乱中，我发微信求助好友猪七七，问她家里有没有药。她回复“有”，还让我去拿。我跟弟弟马上骑了电动车去她家。
七七不仅给了治疗感冒发烧的药，还给了奥司他韦、连花清瘟，这些都是最开始治疗新冠肺炎的用药。
七七也是托人从医院开的，家中备药不多，她让我明天再来拿。
我和弟弟连续两晚去她家拿药，夜里很冷，来回差不多15公里左右。
但就是这样，我妈仍然吃的是一般感冒药。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她感冒了。
直到1月30日晚上，她烧到38°c，前几天一直没超过这个数字。我才彻底慌了，就给她吃了一颗退烧药，那是她第一次吃退烧药。
两个小时，恢复正常了。我妈说“感觉自己像睡在水里面”，当时她的睡衣被汗浸透，连床单也湿了。我就给她换衣服换床单。
那些天，我们全家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我妈几乎都是晚上发烧，感觉就像中了魔咒一样。
我有个朋友与我家情况相同，她妈也是白天不烧晚上烧。我们两个反复对照着网上的说法。后来她妈也确诊了。
这时，给我药的好友七七说，“你最好还是带你妈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妈的症状跟网上描述的有出入，再加上觉得现在的医院充满了病毒，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最后，我给自己划了底线：如果妈妈31日晚上再发烧，那我一定带她去医院。这晚，妈妈的体温冲破了我的“底线”。
凌晨1点多，我爸开车，我扶上我妈，去了东西湖人民医院。那时也不管禁不禁行了，觉得救人要紧。
我爸是一个心很细的人，平时话不多。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拿到了驾照，开车特别稳。在去医院的路上，爸爸跟着导航走，竟多次走错路，我妈和我也都晕车了。
当时我就发脾气，冲他说：“你能不能心理承受能力好一点？心态放好一点？不要那么急？”
但直觉告诉我，我爸的身体也出状况了。
差不多40分钟，才到医院。很多救护车从身边开过去，发热门诊的门口也停着很多救护车，第一次看见穿防护服的人，电视里的画面变成了现实。凌晨2点，医院里的那种场景，很难用语言形容。
挂号、抽血、拍CT，全程我都没和妈妈说话。当时她想坐下来休息，我都不让，我说“这些都是病毒”。门诊大厅里坐了一些确诊的人，都在打吊针。
我觉得自已有点神经质，妈妈发烧多天，身体是很虚弱的。
CT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很有可能就是了。我妈问可能性有多大？医生说“很大”。
医生开了三天的药，我问那个针可不可以带回去、在家附近的医院打？医生说，如果这样药就不能开了。
我们只好拿着检查报告，打算去家附近的医院就诊，这样也方便一些。当时武汉的医院只要有发热门诊，基本可以看这个病。
路上，我给七七发了一个微信：“我妈也被高度疑似了”。她很快回复了我，并让我去她家拿消毒液。
我爸调整路线，先去七七家。天亮了，路上没有行人。我们在她家小区马路边等着，她拿了一瓶“84”出来。
远远的，我跟七七说，你就放在地上吧。七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我上前去拿。我扭头跟她说了一句谢谢就走了，眼泪一直往下流。
当时七七的婆婆也发烧了，她们家其实也蛮需要“84”的，但她居然给了我一瓶。七七是我在一个公益活动上结识的，40多岁，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女性。
后来，她婆婆去了火神山医院。幸运的是已经出院了，现在跟我一样在康复隔离点。
求医 120说现在排到500多号
我家附近的亚心医院认可了东西湖人民医院做的检查。医生看完CT片子，开了三天的药，让三天后再来复查。
后来，我妈情况越来越糟糕，呼吸困难，全身乏力，还腹泻、呕吐。最后血氧只有84%了，正常人应该在95%以上。
那晚，我不清楚妈妈是怎么扛过来的。从妈妈发烧那天起，她就在家里单独住了。我会时常跑到她的房间门口，跟她说，“妈妈加油，一定要坚持，可能明天就能住上院了。”
2月4日下午，我就一直打120，想把妈妈送去医院。好不容易120通了，但让我去找社区，说目前不针对个人上报。后来我给社区打电话，又让去找120。最后，我还是给120打电话，我说我妈真的快不行了。
我当时抱有一线希望，通过120把妈妈送进急诊。
120最后说，不通过社区也可以，但你妈妈如果去医院，现在排到了500多号。当时特别绝望，挂了电话后，我和我爸直接开车把我妈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轮到我妈吸氧。她就坐在凳子上，戴着帽子，头耷拉着，显得很弱小。
吸上氧后，我妈说“我感觉我活过来了。”排队吸氧的人很多，她只能吸一个小时。拔下后，她说感觉又回到了原点。
我妈妈吸氧时，我出去给朋友打电话，哭得稀里哗啦。当时的每一秒钟都特别难熬。
绝望 我和我爸肺部也感染了
我们一直想给妈妈做核酸检测，这是她目前能住院的唯一条件。
2月4日，我们又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定点协和西院。那天我趁机做了CT检查，医生说我双肺已经感染。但我没有发烧症状，只是有些咳嗽，中间出现一次呼吸困难。
核酸检测排到6日才能做，我们母女当场预约。
这期间，我学会了打针，在家里帮妈妈打免疫球蛋白。之前在医院时，护士特意用了滞留针。为了避免来回折腾，她跟我说，”你可以在家给妈妈继续再打“，然后给我准备了针管、生理盐水、棉签之类的东西。
我等不及了，5日我和妈妈去了朋友所在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做了第一次核酸检测。一个人收费200多元，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自己掏钱，后来都免费做了。
6日，我和妈妈做了第二次核酸检测，当时登记的患者名单被医院弄丢了，险些没做成，幸好一个病人机智，当时用手机拍了名单。
而有咳嗽症状的爸爸也做了CT，结果显示肺部感染。其实，给妈妈看病时，我已经很小心了，让爸爸在车里等着，尽量不让他进医院，没想到仍然是这个结果。
那天，当我爸结果出来时，我们三个都很平静。
我也早早跟我弟交待了一些事情，我怕自己万一扛不住。
我弟高三时去当了两年兵，现在是大一学生。我让他做好心理准备，把朋友的微信推给了他，我所有的资源都给了他。如果有一天我很严重，希望他可以代替我送父母去医院。
我爸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哭，都是那种很崩溃的哭，我从来没见过他哭。他可能觉得作为一家之主，应该是他来扛起这个家，但现实让他很“无能”。
我和老爸老妈成了病友。他们两个天天要去医院打针，我症状比他们轻，只需吃药。
医院里等待打针的人超多，空间小人挤人，大家都戴着口罩，有些麻木，不再担心谁传染谁了。
而医护人员只有四五个，永远不停地被病人催着。
现实 社区300多人跟我妈一样
我妈妈始终住不进医院，这让我很着急。我到处打电话求助，最多时，每天给社区打了50个电话。那时必须通过社区才能解决这件事。
社区工作人员说，我们社区有300多人跟我妈一模一样，都在家里面等着入院。他反问“你要我能怎么办？”
2月8日，社区突然来电话通知我爸去隔离。我们全家都呆了，情况最严重的是我妈，为什么让我爸去隔离？
社区工作人员解释，隔离点没有吸氧医疗设备，你妈需要吸氧。
电话里我拒绝了。我跟他说，我妈最需要救治，如果我爸去隔离了，我不会开车，怎么送她去医院？
社区工作人员好心提醒，“也许这是你爸唯一一次住院的机会。”他说，如果我爸在隔离点变严重了，就会直接送到医院去。
我恢复了理智，能救一个是一个。后来我爸去了，走之前，他把家里的银行卡密码、车子的备用钥匙全部给了我。感觉有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
我爸去隔离的那天，他发着39 ℃的高烧。当天是元宵节，我站在家中的阳台上，看着拉着爸爸的公交车消逝不见。
我在他行李上面写了很多我的电话，就怕他万一意识模糊了，医院也能联系到家属。
2月9日，我跟我妈居然住进了开发区的一家医院。当时有点后悔，如果爸爸再坚持一天，也同样能住进来了吧。
那天晚上，我妈吸了一晚上的氧。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感觉像重新活过来一样，心里充满希望，我们三口有救了。
这家医院的前身是宾馆，我们一个人一个标准间，不像医院里多人住一间。我妈住4楼，属于重症区。我在5楼，属于轻症区。
每天会有护士来量体温、查血氧和心率，一日三餐送到床前。我先是吃之前的那些药，接着开始喝中药，慢慢把西药给停了。
每天，我会跟楼下的妈妈视频，也会给远在汉阳区隔离点的爸爸，报告妈妈的状况。
这期间，我做了5次核酸检测，最后一次才显示是阳性。
2月16日，我坐着120被转去武汉体育中心的方舱医院。住标准间的那7天里，我透过大玻璃窗，拍到了蓝天、白云和夕阳，还有月亮和雪天，感觉像经历了一年四季。
一次，护士给我送药，看我正在窗边拍视频，问“是下雪了吗？”我说“对啊”。
于是，穿着防护服的小姐姐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望着窗外发了一会呆。
尾声 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在我转去方舱的头一天，爸爸被要求回家隔离。他有基础性疾病，这让我很担心。
他在隔离中，天天喝中药，竟没有发烧，有轻微的胸闷，咳嗽还是有。
医生给他做了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当时官方确诊依据仍然是核酸检测，后来才增加CT确认。
最不可思议是，我爸前几天才查出来是阳性。他一共查了8次，第八次才显示阳性。之前他一直通过喉咙取样，最后一次是通过鼻腔取样，插得特别深，很疼还出了血。
3月2日，我妈从开发区那家医院出院，回家进行隔离。奇怪的是，她检查一直是阴性。
现在，我爸也安心住进了医院。我在康复隔离点。我妈一个人在家里，自己煮饭吃，社区会有人隔几天送菜来。
每天我跟她视频，观察她的状态，催促她吃药，监督她做广播体操、做呼吸操。
前几天，我们社区给我弟开了健康证明，他才住进了大伯家里。大伯一家是平安的。
早在我妈发病的时候，我怕传染给弟弟，就让他离家住进了宾馆。
我们一家很幸运，虽然过程中有很多崩溃的瞬间。这段经历，让我跟父母的关系变得亲密，很长时间都是我一个人生活。
不幸的是，我的一些“舱友”，他们的家人有的就没能抗过来，而且不止一两个。
3月9日，在康复隔离点，大家从房间探出头来聊天，集体回忆了这场灾难。那些令人揪心的、心痛的、无助的经历，被不带任何感情、麻木的语气说出来。与他们相比，我发现我所经历的不算什么。
大家睡眠变得极差，整夜整夜睡不着，半夜坐在床上发呆，一天24小时都要开着灯。实在熬不住的，就吃一颗安眠药。
灾难究竟给大家留下多深的创伤？从康复隔离点回到熟悉的家里，要如何去面对现实的世界？这些，我都不敢想象。
采写：南都记者 靳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特别鸣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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