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到底有多“潮”？

潮汕核心区“潮汕三市”

《2009全球潮商经济白皮书》里有这样的描述：侨居海外的5000多万华人当中，超过五分之一是潮籍人士；潮人在全球华人富豪榜上占据了1/4的财富，前100名华人富豪中就有近30名来自潮汕；东南亚11个国家约70%资产掌握在华人手里，潮人约占其中一半……

于是潮汕人可以很有底气地说：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除了潮商们金光灿灿的发家史，还有一个问题总是令初来广东的人迷惑不解：潮汕在哪里？潮汕是一个市吗？

其实，“潮汕”这个称呼对很多老一辈潮人而言，是显得不太相投的。

早在公元591年，隋文帝杨坚就将现在的潮汕地区第一次命名为“潮州”，意思是“在潮之洲，潮水往复”。

此后，“潮州”两个字作为这一地区的名号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

潮州广济楼

1905年，爱国华侨出资兴办了一条从潮安到汕头的“潮汕铁路”，虽然铁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被拆掉了，但却就此留下了一个新的识别符号——“潮汕”。

1949年，新中国在潮汕一带设置“潮汕专区”，“潮汕”首次成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然而，这个名字才用了六年多，就被“汕头专区”所取代，后来汕头专区又改称汕头市，管辖整个潮汕地区。

1991年12月7日，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各自分治，为了与潮州市区分，“潮汕”便渐渐成为人们口中古潮州地区的代名词。

潮汕地区的几种划分方法

尽管古潮州地区的范围一直在变迁，但潮州城，也就是今天的潮州市，几乎都承担着治所的功能。

一千多年的习惯已经浸润到了人们的骨子里，所以很多海外的潮汕人仍喜欢自称潮州人，这是一种放不下的归属。

潮州城

潮汕的文化里，依旧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南渡”充满关联。

最早的潮汕移民有一个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是直接来自中原，而是先在福建安顿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又迁移入潮。迁移的缘由也不全是因为战乱，人口日益稠密带来土地供应不足的矛盾，人们必须向外开拓。

于是，比起客家人围屋而居的警惕，潮汕人多了一份进退自如；比起广府人厚重的眷恋感，潮汕人多了一些敢闯敢当；而比起所有来粤的异乡人，潮汕人又多了一些肃穆而隆重的传统。

同时，因为潮汕紧邻大海，人们也多了一些开放冒险的海洋性格。所以在时局动荡的清朝中晚期，潮汕商人逐渐接棒保守的晋商和徽商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潮商的红头船(模型)

1684年，清政府首开海禁，为了防范海盗，朝廷规定商船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油漆用以区分。潮商的船因规定涂上红色，也被称为“红头船”。

红头船从汕头的樟林港声势浩大地出发，不惧风浪，远涉重洋，他们展现着比肩犹太人的商业智慧，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为了渡过难关，他们甚至秉行着休戚与共的团结义气，共荣辱，共进退。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在世界风云幻变之后，很多商派都已经没落，但潮商还在一遍遍地登上富豪榜。

他们比沙县小吃更具有渗透力，比兰州拉面更蓬勃，即使你不想关心潮汕，你也想关心哪家更好吃。

而当我们走在潮州时，才发现潮州人最喜欢吃的是粿粉，形影不离的是一套完整的茶具。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人都爱喝茶，北京大碗茶，成都盖碗茶，大家喝的是闲趣，但少有像潮州一样的地方，人手一套功夫茶，喝得那么复杂、那么较真，又那样风雅高超。

除了喝茶，潮州还有两件事特别令人叹服。

分别是：修了八百年的广济桥，和来过八个月的韩愈。

夜色中的广济桥和韩山

1171年，南宋时期的一位潮州知州在韩江的中心建了一个桥墩，然后从东西两岸连了86只梭船，命名为：康济桥。

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十位知州陆续修筑了21个石墩。元朝时一位州官又修了一个桥墩，至此广济桥共有23个桥墩，每一个墩环水如岛，被称为“洲”。

而两岸基座各自一半在水里，合起来算一个“洲”，广济桥就有了“24洲”。

1435年，明朝潮州知府在桥面上铺板铺砖，在桥墩上建起楼台，唯有江心处用24艘梭船连成浮桥，并改名为“广济桥”。

到1530年时，广济桥几经修缮改动，桥墩之间以拱桥、梁桥相连，梭船也改为十八只，广济桥成为一座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的绝版古桥。

当梭船连接时，用以沟通东西往来，当其断开时，又可泄洪、通航，凭借这炫酷的技能，广济桥也被桥梁专家茅以升赞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1724年，清朝的知府在东西两侧的桥墩上安置了两头鉎牛，一百多年后，一场洪水冲走了东边儿的一头。

潮州有一首关于广济桥的民谣讲述了所有的演变：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

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鉎牛一只溜。

到了汽车时代，人们在广济桥上架设钢梁、拓宽路面，用以通行汽车。直到1989年不远处的韩江大桥建成，广济桥才从车轮的碾压中解脱出来。

2007年6月，广济桥的全面修复工作完成，潮州人又努力帮这座古桥找回了她明朝时的样子。

据说希特勒说过一段“名言”：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那么韩愈一生所为，大概就是在兴古文、兴教育、兴华夏文化，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殚精竭虑。

韩愈石像

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极为盛行，皇室上下都成了佛陀的忠实追随者。

公元819年，唐宪宗要将佛骨接进宫中供养，眼看礼乐崩坏，佛事误国，韩愈以一折《谏迎佛骨表》上书唐宪宗，言辞之犀利，简直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跟皇帝写信。

韩愈开篇就提到佛教在中国“上古未尝有也”，然后类比，不信佛的皇帝都是百岁老人，信佛的皇帝不是短命就是饿死。最后又说，佛骨应该烧掉以绝后患，佛要是真能显灵降祸，就降祸给我吧！

唐宪宗一气之下，把韩愈贬去了潮州。

潮州韩文公祠

八个月的时间，能做多少惊天动地的事？

韩愈到底只是潮州的一个过客，广济桥不是他修的，潮州最早的学府不是他办的，要说潮州由韩愈“开化”也并不准确，因为在唐代，潮州虽然算是山陬海噬之地，但也已然是一个桑蚕丰盈，盐业发达、陶瓷、刺绣、木雕欣欣向荣的城市。

北宋元祐五年，潮州知州给苏东坡写信，请其为重建的韩愈庙撰写碑记，提供的资料里包括“潮州瓦屋始于韩愈”。

虽然苏东坡也很崇拜韩愈，盛赞其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但他仔细考证了一番后，还是否定了这个结论，并指出唐玄宗的时候，潮州就已经有了瓦屋。

从潮州穿城而过的韩江原本叫“恶溪”，鳄鱼成患，残害生灵，韩愈到来后，搞了一场祭祀，写了一篇《鳄鱼文》，劝鳄鱼搬迁，据说念完祭文后，鳄鱼竟集体南迁了六十里。

韩江畔的祭鳄台

韩愈到底有没有下水驱鳄，至今仍然存疑，倒是宋朝通判陈尧佐雇了百名渔夫捉鳄鱼，并实打实地写了一篇《戮鳄鱼文》。

但潮州人偏要“江山喜姓韩”，他们将“恶溪”改名为“韩江”，江边的笔架山改名为“韩山”，韩山下盖起了宏伟的韩文公祠，祠里的橡树改叫韩木，城里修起了景韩亭和昌黎路（韩愈号昌黎），江上的桥也多了一个名字叫湘子桥（韩愈的侄孙叫韩湘）……几乎要把潮州所有的功绩都塞给韩愈。

赵朴初先生这样形容韩愈的这一段经历：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那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自始至终都有这样的执着：为官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文则明辨是非秉持正道。

为了肃风正轨，韩愈不惜忤逆龙鳞，直言上谏，几乎引来杀身之祸。而九死一生之后所做的《鳄鱼文》，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借讽当时的朝政，“食民畜，以肥其身”，自己“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虽然韩愈不是第一个在潮州办学府的人，但他敢于改革，启用当地人才，使潮州的教育不会因为一官一职的变动而中止，崇文好学的风气得以持久留存，潮州才有了层出不穷的才俊。

牌坊街状元坊

韩文公祠里有这样的上联：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千百年来，“刺潮八月”的韩愈一直被潮州的士民百姓和主政官员视为导师，甚至奉若神明。榜样的力量有多强大，从太平路上跨街林立的20多座牌坊中就可感知一二。

韩愈是带着悲伤来的。

在去往潮州的路上，他写下了这样一首痛彻心扉的“绝命书”。

在被贬的路上，韩愈的女儿也不幸去世了，悲痛之余他没有将这愤恨洒向黎民百姓，也没有在面对苍生时草率应付。

他关心农桑、兴修水利、释放奴婢、解救病人，他捐出八个月的俸禄用以办学，矢志不渝地在为民生与文化奉献着一己之力。

韩愈做的事情，都不算隆重。似乎，老百姓对好官的定义也如此简单，不一定要做出经邦纬国的伟大业绩，也不一定非要死而后已，只不过苍生俱饱暖，黎民意尽安。

文章来源：地球旅客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